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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在民主革命中孕育和誕生         2019年03月27日09:23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渴望,一意孤行挑起了全面內戰。在這重要關頭,國民黨民主派積極行動起來,成立了新的革命組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呼吁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多方開展工作,推翻蔣介石集團統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應運而生。

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相繼建立

1945年下半年,隨著抗戰勝利的到來,有關中國兩個前途、兩種命運道路的選擇問題,擺在了全國人民的面前:一條是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光明的道路,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國內和平,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設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一條是國民黨統治集團所要走的黑暗的道路,即堅持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堅持反共內戰政策,維系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舊中國。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闡明中共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方針,要求國民黨政府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的會議,成立舉國一致贊同的民主聯合政府,奠定以后和平建國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他們紛紛舉行集會并發表宣言和聲明,呼吁和平,反對內戰,反對召開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會議,成立聯合政府。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多次會見宋慶齡、馮玉祥、柳亞子、譚平山、王昆侖、許寶駒等國民黨民主派人士。與中共領導人的會見,特別是《雙十協定》簽訂后的政治形勢發展,使重慶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感到應當立即正式成立民主派組織。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第一次全體大會在重慶召開。大會通過了《政治主張》《大會決議案》和《臨時組織總章》。在斗爭形式上,民聯采取組織公開、領導人不公開的形式,并創辦了《民聯》、《民潮》等刊物,開展反內戰、反獨裁和要求民主的宣傳活動,先后在19個省和10個市建立了地方組織。

民聯正式成立之后,在廣州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也加緊了建立民主派組織的工作。經李濟深、何香凝同意,由蔡廷鍇、李章達負責,正式開展成立組織的準備工作。1946年3月12日和4月14日,廣州的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先后兩次舉行會議,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后改名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會議推舉李濟深為中央主席,推舉蔡廷鍇等為常務理事。

民促成立后,即首先在廣州等地開展反蔣民主活動,并出版《現代》月刊,積極進行反蔣宣傳。7月29日,李章達、何香凝、張文、陳其瑗、陳此生、陳汝棠等聯合致電美國人民,要求美國人民督促政府立即停止對蔣介石集團的軍事援助,撤退駐華美軍。8月21日,何香凝為紀念廖仲愷被暗殺21周年,發表《告黃埔軍校同學書》,呼吁黃埔同學遵循孫中山、廖仲愷遺教,順從人民意旨,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

民促的活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莫大的恐慌。在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壓迫下,《現代》月刊被封閉,蔡廷鍇、李章達被迫離開廣州,民促總部也不得不遷往香港,并將反蔣民主活動轉入地下。

國內革命斗爭的勝利發展,極大地鼓舞了海外的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他們也開始集結,并進行有組織的活動,與國內遙相呼應。

1947年9月,被迫赴美國“考察水利事宜”的馮玉祥開始聯合在美的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10月10日,他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向世界輿論公開表明反對蔣介石集團獨裁統治和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政治立場。當晚,他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國慶演詞》,猛烈抨擊蔣介石集團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和反人民的內戰政策,認為民主的勝利已經為期不遠了。10月11日,馮玉祥約集在美國的國民黨民主派及民盟等人士,一起座談形勢,大家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以更好地開展反蔣反美斗爭。11月9日,旅美中國和平民主聯盟在紐約成立。聯盟成立后,很快在旅美愛國僑胞中開展了工作,先后在舊金山、華盛頓、明尼蘇達等地成立了分部,并發展了一批會員。聯盟還同國內的國民黨民主派建立密切聯系,在反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斗爭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李濟深、柳亞子、蔡廷鍇等曾聯名寫信給馮玉祥,高度評價他在美國進行的斗爭和取得的成績。

這些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成立,為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的大聯合,為國民黨民主派同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徹底決裂,為民革的最終成立,做好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向香港轉移

在民革成立前,國民黨民主派人士主要集中在上海、廣州、南京、重慶、成都等幾個城市。這幾個城市,遍布蔣介石的耳目,很難隱蔽地開展民主活動。與國民黨統治區相比,香港的特殊環境,不僅有利于民主人士密切關注國內局勢的變化,保持與中共的聯系,相機開展活動;而且港英當局多次拒絕國民黨政府通過外交途徑提出的驅逐中共以及民主、文化人士出境的要求,氛圍相對寬松,人身安全較有保障。李濟深經過深思熟慮,找到中共領導人董必武,征求中共對于他去香港組織反蔣活動意見。董必武表示完全贊成,并希望他盡快成行。

1947年3月,李濟深由上海秘密前往香港。一到達香港,9日,李濟深就在中國共產黨于香港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紙——《華商報》上發表《對時局意見》,強烈呼吁停止內戰,廢除黨內獨裁,呼吁“每一個信仰總理遺教的黨員,亦應該不客氣的起來,改正黨內反動派的錯誤政策,不應消極放任聽其錯誤到底,誤黨誤國,弄到同歸于盡”。

為了更好地從內部反對蔣介石集團統治,應對不斷變化的局勢,李濟深多次邀集何香凝、蔡廷鍇、彭澤民等人到自己在香港的寓所聚會商討。

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認為盡管民聯、民促有聯合的愿望和要求,但二者自成立以來,都為爭取和平民主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國有很大的影響,應當繼續保留,以便于斗爭的開展。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的最佳方式是另外成立一個組織,讓民聯、民促的同志以個人名義參加這個新組織,并作為骨干力量來推動這個新組織的工作。

會議確定了幾項要盡快推動的重點工作:一是由李濟深、何香凝聯名寫信邀請在上海的民聯同志來港,共同商議有關聯合的事宜;二是委托即將赴歐洲參加世界工聯會議的朱學范繞道美國征詢馮玉祥對建立組織的意見;三是成立籌備小組,商討新組織名稱等重大問題,著手準備綱領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密信邀上海同志來港

5月6日,李濟深召集會議,討論由李濟深、何香凝聯名寫信邀請上海同志來港的具體問題。

在李濟深發表《對時局意見》、公開舉起反蔣大旗后,白色恐怖日益嚴重。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中常會,以李濟深詆毀蔣介石和國民黨統治為名,通過了開除李濟深國民黨黨籍、全國通緝的決議。蔣介石還派特務赴港暗殺李濟深,好在暗殺行動事先被宋慶齡得知,立即派人通知,李濟深才得以躲過。一時間,風聲鶴唳。邀請民聯同志來港的信函怎么寫?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大限度保證信件安全送達?是大家首先考慮的問題。

經過反復研究,決定采用秘密通訊辦法——將信的內容寫在巴掌大小的綢巾上,縫在衣服里面,以便躲避途中國民黨軍警的嚴密檢查。

方案已定,大家逐字逐句地斟酌每一個字詞,可謂惜字如金。經過多次的討論,最終形成簡明扼要、含意深刻的密信:

平山、亞子、春濤、真如閱:國民黨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領導,對內對外,緊要萬分。盼先生等迅即來港,共同籌策一切。香凝 濟深

信的內容被謄寫在綢巾上,密密麻麻地布滿整塊綢巾,具體討論詳情,以口頭的形式告知上海同志。

這封干系重大的信到底由誰來送才最為保險、妥當?6月初,有著豐富革命經歷的朱蘊山秘密到達香港。他先后參加過光復會、同盟會、國民黨、共產黨、第三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民盟、民聯等組織,交友廣泛,對各方政治人物都很熟悉,為人又豪爽豁達,急公仗義,一旦遇到重要任務需要進行聯系時,總是請他辛苦跑一趟,故此得了一個“神行太保”的雅號。他無疑是送信的最佳人選!

朱蘊山表示愿意回上海送信,于是信尾又加上“詳情由蘊兄面報”七個字。但朱蘊山最終未能成行。他本來已經買好了到上海的船票,開船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友人電報,稱他若返回上海,一上岸就有被捕的危險。朱蘊山一生經歷過多次大風大浪,對此毫不畏懼,但是為了綢巾上所列同志們的安全,經與李濟深、梅龔彬等商量,上海之行最終不得不取消。后來,李濟深等決定分頭托人帶口信請上海的同志們速來香港。

柳亞子到港后,李濟深把這封沒有送出的密信拿給他看,看后就留在他家。為安全起見,柳亞子將密信藏在放有孫中山先生像的鏡框里。幾經輾轉,這封頗具傳奇色彩的密信現存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成為當年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為了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甘冒生命危險,毅然投身革命洪流的歷史見證。

繞道赴美征詢馮玉詳意見

朱學范到美國后,與馮玉祥進行了商談。馮玉祥立即表示同意香港方面的意見,認為要改變國民黨當局的錯誤政策,必須聯合國民黨內的愛國力量,從內部進行斗爭,只有盡快建立這個組織,才能更好地聯合民聯、民促的同志,進而團結一切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達到分化國民黨、推翻蔣介石統治的目的。

兩人足足暢談了三天。馮玉祥還答應籌募一些經費,并準備學習孫中山先生發動華僑的力量,成立旅美中國和平民主聯盟配合革命行動,其中還有中國共產黨黨員參與。他根據與朱學范談話內容寫了一封信,托朱學范帶給李濟深,并表示一旦這個組織在香港成立,他就盡快趕赴參加。不幸的是,1948年9月,馮玉祥在回國途中遇難,沒有見到李濟深等民革同志,沒能親眼目睹新中國的誕生。

審慎確定組織名稱

1947年10月起,除郭春濤留在上海,化名從事策反工作外,柳亞子、譚平山、陳銘樞相繼抵達香港。經過商議,決定由李濟深、何香凝、柳亞子、蔡廷鍇、王葆真、鄧初民、張文、梅龔彬、朱學范、朱蘊山、陳此生、陳銘樞、譚平山等人組成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推舉李濟深、何香凝為籌委會召集人,柳亞子為秘書長。籌委會工作得到了中共香港分局的大力幫助,方方、潘漢年、章漢夫等經常以招待會形式,輔助聯絡,予以幫助。

在李濟深、何香凝等的主持下,籌委會在香港堅尼地道52號舉行了多次會議,具體討論了擬成立的組織名稱、綱領和領導人選等重大問題。

關于新組織的名稱,由于既要迎合當時反獨裁、反內戰運動之需要,又要團結、凝聚國民黨內愛國民主力量,還不能和當時已經成立的組織名稱重復,因此存在較大的分歧。柳亞子帶來的上海方面意見建議定名為“國民黨民主派同盟”。許多人認為“國民黨民主派同盟”比其他幾個名字都好,可以考慮。為慎重起見,李濟深就此分別征求宋慶齡、馮玉祥的意見。馮玉祥復信表示“特別盼望成功”。宋慶齡則從上海給何香凝捎來口信:“早年我與鄧演達、陳友仁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莫斯科宣言》(即《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以示繼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后來,我曾想過,‘臨時行動委員會’之下一步,可以改為‘革命委員會’……建議考慮。”何香凝即倡議這個革命組織可以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因為國民黨的種種倒行逆施,籌委會很多同志都嫌棄“國民黨”,想盡量避開。何香凝理解宋慶齡的用意,主張保留“國民黨”三個字,強調“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我們作為孫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組織,必須保留孫先生的傳統,才足以取信于民眾,為利于廣泛號召,就不能不保留國民黨三個字”。她指出,“當前南京政府在戰場上已經敗北,國民黨內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對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擇,形勢需要我們這樣做”,“在當前的有利形勢下,只有善于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我們這個組織才會興旺發達,才能在與共產黨真誠合作中發揮分化敵人的作用”。何香凝的一番話,使與會者對民革的性質和任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朱蘊山也指出,孫中山當年曾組織過革命委員會,四一二政變后國民黨民主派與共產黨合作,在南昌起義中也曾成立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因此新組織采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稱,正顯示了國民黨民主派決心繼承和發揚孫中山不斷進步的革命精神。

經過反復討論,籌委會終于一致同意將新組織的名稱確定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成立

1947年11月12日,在孫中山先生誕辰81周年紀念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香港舉行。李濟深在開幕詞中說:“今天適好是總理誕辰,我們來開會,就是象征本黨再生之意義。”經過一個多月的商討,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大會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通過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組織總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行動綱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告本黨同志書》等重要文件;宣布民革的行動綱領是“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為最高理想”,“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之對外對內政策為基本原則”。

民革一成立,就強烈地震撼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引起了國內外有關政治勢力的高度關注,使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它標志著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在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推翻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基礎上,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從政治上、組織上與蔣介石把持下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進行了徹底、公開的決裂,實現了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的集結與聯合。繼承發揚孫中山愛國革命不斷進步精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致力于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從成立之初就深植于民革的基因中,是民革的初心,是民革優良傳統的核心。■

(本文由民革中央宣傳部黨史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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