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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洞國與長春解放     馮 杰    2018年07月19日15:30

鄭洞國

1948年10月,長春死氣沉沉,天空中的太陽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字桂庭)眼里早已失去往日光芒。16日上午,兩架P51戰斗機飛臨長春投下一個通信專用的紅色布袋,“桂庭吾弟勛鑒:迭送函電,迄未見弟部行動,焦慮無已,中(正)為我全體官兵安危生死及弟等各將領前途成敗榮辱計,熟悉至再,突圍時機未有如今日之安全者,此誠千載一時,稍縱即逝之良機,切勿延誤。”鄭洞國閱后略加沉思,當即電話通知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第60軍軍長曾澤生、新7軍軍長李鴻和參謀長龍國鈞等人召開緊急會議。

困守孤城,“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長春位于東北腹地,中長鐵路縱貫南北,長圖鐵路、長白鐵路橫亙東西,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變后,偽滿洲國奠都于此,改稱“新京”。當歷史的車輪行駛到1948年春天,東北地區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經獲得解放,國民黨軍隊只能困守長春、沈陽、錦州三大孤立據點,彼此互不相連。

鄭洞國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門縣,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是一位具有樸素愛國思想的正直軍人。大革命失敗后,鄭洞國在痛苦和彷徨中,與曾在東征、北伐戰場上并肩作戰過的共產黨人分道揚鑣。十四年烽火抗戰,鄭洞國不甘人后,先后參加了長城抗戰、平漢路北段之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桂南會戰、棗宜會戰、反攻宜昌戰役等。1943年2月,蔣介石任命鄭洞國為中國駐印軍新1軍軍長,旋又升任副總指揮,留下許多配合盟軍反攻緬北的傳奇故事。

抗戰勝利,鄭洞國認為“國家殘破,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當務之急應是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在這個時候,大打內戰,無異是把國家重新推入災難的深淵”。但是作為蔣介石的“天子門生”,鄭洞國覺得政治上的事情,軍人不應該多想,畢竟服從命令最要緊。卷入東北內戰之初,鄭洞國代理東北保安司令長官,率領國民黨精銳部隊一直打到長春、永吉,幾乎勢不可擋。直到1947年5月,東北戰場發生根本性轉變,解放軍越戰越勇,連續發動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國民黨軍隊勉強招架,還手無力。

東北局勢持續惡化,蔣介石和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在撤與守的問題上產生巨大分歧,鄭洞國時任副總司令,他預感情況不妙,試圖以胃病發作前往北平就醫為由,請假離開是非之地。衛立煌不僅沒有同意,反而希望鄭洞國堅守長春,兼任第1兵團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此時的長春已被解放軍團團包圍,除了城郊大房身機場外,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均告中斷,城內糧食、燃料匱乏,軍隊士氣低落,老百姓更是惶恐不安。“不管怎么講,長春我是不去的!”鄭洞國有些動氣。衛立煌解釋說:“要你到長春,不是我個人的意見,委員長(蔣介石)也是這么主張的。”

許多年后,鄭洞國記憶猶新:“我的一些朋友和身邊幕僚都勸我不要接受這項危險的使命。我內心的斗爭也很激烈,陷入重圍之中的長春無疑是死路一條。但是,由于長期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和舊意識的束縛,我還是懷著一種‘臨危受命,義不容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前往長春開始了一生中最艱難、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四面楚歌,“我再三哀請增加空投”

1948年3月,鄭洞國正式宣布兼任第1兵團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第1兵團主要由新7軍和第60軍組成,合計約6萬人。新7軍下轄新38師、暫56師、暫61師,其中新38師最為精銳,雖然幾次遭受打擊,但基本上保存了駐印軍時期的老底子。第60軍屬于滇軍系統,下轄第182師、暫21師、暫52師,其中要數第182師戰斗力較強,抗戰那些年打過幾場硬戰。如果再加上長春警備司令部、吉林保安司令部等單位,長春守軍兵力大約10萬人左右。

長春軍事力量構成復雜,蔣介石勉勵鄭洞國:“兩軍官兵和愛與團結之精神,而以高級將領間,更需同舟共濟與生命整個不能分的覺悟尤為重要,對于曾澤生軍官兵更應加以優先。”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鄭洞國頗具儒將風度,性情溫和、平易近人。侍從副官李國禎說:“無論在前方后方,在戰時或平時,從未見過先生正言厲色,而總是和善待人。對同輩將領,先生均能推誠相處,屈己待人。在嫡系與非嫡系將領中,始終起調和融洽作用,表現光明磊落。”經過一段時間相處,鄭洞國保薦曾澤生升任兵團副司令官,仍兼軍長。不過為了糧食補給問題,新7軍與第60軍的摩擦不斷加劇。

解放軍對長春實行長圍久困方針,5月19日一舉攻占大房身機場,嚴禁糧食、蔬菜等入城,牢牢卡斷了城內守軍生活物資來源。新7軍駐扎長春時間久一些,或多或少有點儲備。第60軍從吉林市調來長春,除了向新7軍借糧外,只得去挖一些酒坊醬園的陳年酒糟充饑。鄭洞國焦急萬分,“我再三哀請蔣介石和衛立煌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電報催得愈急,飛機來得愈少。開始每天還有十幾架,以后減到每天三四架,而且一逢陰天下雨就停飛”。

蔣介石1948年6月12日致電鄭洞國,強調軍糧或可保證,“惟民糧無法,斷難空運接濟,故應勸導民眾向各鄉區疏散,或用半強迫性亦可”。當年8月,蔣介石再次命令鄭洞國疏導長春市民出城。鄭洞國遵命執行,“但因老百姓到解放軍陣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帶口的市民困集在南郊和東郊陣地之間的空隙地帶,一時欲出不得,欲退不能”。隨著長春城內餓死的人越來越多,街頭經常出現被遺棄的嬰童,鄭洞國發動地方慈善機構盡量收容,又竭力動員軍隊眷屬抱養。“無奈,被遺棄的孩子愈來愈多,如何收容得過來?”

巨大壓力之下,鄭洞國曾于9月中旬致電蔣介石:“自午東(7月2日)因感冒而患心臟衰弱、頭暈目眩之癥以來,迭經診治頭病,近雖稍痊,而心臟病迄未痊愈,據醫囑再三,若不靜心調攝難望全愈。”提出辭去本兼各職,以“剿總”副總司令名義留在長春指導,“藉此就地休養”。蔣介石原則上同意,后因解放軍猛攻錦州來不及人事調整。

突圍無望,“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曾澤生接到電話不免擔心起來:“鄭洞國從來不在上午通知開會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原來第60軍早已和中共取得聯系,秘密醞釀起事之中。“司令官準備怎么辦?”曾澤生開口問道。鄭洞國嘆著氣說:“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計劃今晚就開始行動,明日四面出擊,后天就突圍,你的意見如何?”曾澤生心事重重,“好吧,不過部隊士氣低落,突圍的話,我們六十軍是沒有希望的”。新7軍軍長李鴻病重,副軍長史說代表出席,表示“只能依兵團司令官的決定去做”。

當日深夜,鄭洞國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暫52師副師長歐陽午密報第60軍不穩,已向新7軍派出警戒。10月17日,曾澤生派人致書鄭洞國,“今日時局,政府腐敗無能,官僚之貪污橫暴,史無前例,公乃長春軍政首長,望即共襄義舉”。此外又找《民國日報》記者楊治興傳話,“桂公,曾軍長要我轉告您,說他決不向您開第一槍”。鄭洞國態度平和:“知道了,曾軍長要起義,請他自己考慮,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毫無疑問,鄭洞國內心是掙扎的,曾澤生信中說的都是事實,但蔣介石對自己有著多年“知遇”之恩,實在難以跨出那一步。據楊治興回憶,鄭洞國曾在一次私人聚會上說過,“北伐時期的國民黨是革命的,因此革命能夠成功,現在的國民黨已成為革命的對象,所以到處失敗。國家經濟不振,政府貪污腐敗,實屬民族和國家之不幸”。突圍無望,鄭洞國心情沮喪到了頂點,突然曾澤生打來電話,“有人同你講話”。鄭洞國拿起聽筒,對方開門見山,“我是解放軍的代表,現在長春的局勢你是知道的,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希望你考慮,不必再作無畏的犧牲了”。鄭洞國仍是轉不過彎來,“既然失敗了,除戰死以外,還有什么可說,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然而,楊友梅、李鴻、史說、龍國鈞等人都已不想再打,只是礙于鄭洞國的反對而不敢明說。楊治興身份特殊,急于促成和平,根據鄭洞國平時對國民黨的一些不滿言論,故意放風:“桂公也有此意,不過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講呢?”史說、龍國鈞“心領神會”,18日早晨瞞著鄭洞國派人去找解放軍接洽談判。此時,第60軍已經按照協議撤離長春,市區東半部事實上已為解放軍和平接管。蔣介石按照原定計劃派來一隊轟炸機掩護守軍突圍,機上指揮官不明真相,“市區東半部正有大批部隊向城外開出”,請示是否轟炸。鄭洞國婉言拒絕:“那些以前都是自己人,況現在轟炸已無意義,徒使老百姓遭殃,還是算了吧!”

北國春曉,“人生歷程中的一個新的轉折”

滇軍順利起義,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東北局“對長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暫時不攻擊他以促其變化。鄭洞國系黃埔一期生,人還老實,在目前情況下有可能爭取其起義,則對整個黃埔系軍隊的影響當會很大”。與此同時,周恩來親自寫信給鄭洞國,“兄今孤處危城,人心士氣久已背離,蔣介石縱數令兄部突圍,但已遭解放軍重重包圍,何能逃脫。曾軍長此次舉義,已為兄開一為人民立功自贖之門”。

新7軍政工處長楊天挺等四人奉命談判,找到城內解放軍臨時指揮所,要求集體投誠,不必零星接收,保證不破壞武器、倉庫,所有機要文件一律交出。解放軍認為楊天挺等人職務偏低,須有幾項先決條件:應出具鄭洞國親筆信函;交出全軍所有人員、槍械、彈藥、倉庫的詳細統計;首先交出所有重武器。談判代表返回軍部,史說、龍國鈞分析情勢,新38師部分官兵死忠得很,全體起義缺乏號召人物,怕出亂子,不如消極放下武器,要突圍的也不加阻攔。

接洽和平的消息不脛而走,鄭洞國或許微有所聞,18日下午“突擊”新7軍軍部。李鴻躺在床上默不作聲,史說只說“眼下官兵餓得腿腳浮腫,行軍困難,況且途中還有共軍攔截,這些情況您是深知的”。新38師師長陳鳴人見風使舵,“我聽副軍長命令。”史說回憶當時情形:“鄭洞國看看我,我不作聲,我知道雙方都有話不便出口,想留鄭在軍部吃晚飯,然后再告訴他已與解放軍接洽的情況。”鄭洞國誤會部下企圖挾持,立刻奪門而出。

入夜,新7軍為表誠意,先行交出4門105毫米榴彈炮,增加兩位副師長參與談判。雙方圍繞投誠細節展開具體協商,直至19日晨5時30分完成協議簽署。幾個小時后,解放軍陸續開入市區西半部,最后只剩下鄭洞國的兵團司令部所在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大樓。史說顧念鄭洞國待人謙和,委派龍國鈞再作委婉爭取,“史副軍長正主持會議,但有些重大問題尚待決定,倘若司令官親自參加,問題就容易解決些”。鄭洞國情緒激動:“龍國鈞,你和史說隨我做了幾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何苦這樣逼我!”

解放軍獨立第9師第1團負責包圍鄭洞國兵團部,根據上級指示,電話聯系楊友梅及參謀處長郭修甲,楊、郭答應放下武器,提出“鄭洞國不在報紙和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對外宣傳時,講鄭洞國傷后被俘”等要求。20日晚上11時,鄭洞國給蔣介石拍發了訣別電報,聲稱司令部與特務團固守央行大樓,“曾部突變,李部覆滅,大局無法挽回”。21日凌晨,楊友梅下令特務團對空鳴槍,“發出最后一彈”。鄭洞國百感交集,精神恍惚,企圖自戕,衛隊長文健呼喊衛士將鄭死死抱住。住在隔壁的吉林省政府秘書處長鄭安凡是鄭洞國的本家侄子,直挺挺跪在地下連聲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萬莫走絕路!”

長春解放,鄭洞國在解放軍安排下經永吉前往哈爾濱解放區,從此開始了人生歷程中的一個新的轉折。晚年每憶往事,鄭洞國總是念念不忘,“我由衷地感激共產黨的偉大政策和部屬們煞費苦心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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